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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高照 何處人文

2017-7-31 10:37| 發布者: admin| 查看: 728| 評論: 0

摘要: 題解  李澤厚先生發表了《四星高照何處靈山》一文,其實澤厚兄幾年前就提出“四星高照,何處人文”的問題!  八男歉哒铡,這是對時代的描述;“何處人文?”則是時代性的大提問。所謂“四星”,是指歌星、影星 ...

    題解

  李澤厚先生發表了《四星高照  何處靈山》一文,其實澤厚兄幾年前就提出“四星高照,何處人文”的問題。

  “四星高照”,這是對時代的描述;“何處人文?”則是時代性的大提問。所謂“四星”,是指歌星、影星、球星、節目主持人。說“四星高照”,既無褒貶,也無偏見。只是說,當下這個時代乃是以“四星”為符號、為中心的時代。與“抬頭望見北斗星”那個激情燃燒的時代不同,這個時代乃是一個欲望燃燒的物質化與娛樂化的浮華時代,生活內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先的生活(古典生活),只要用“衣、食、住、行”四個字概說即可,而現代生活則增加了另外四個字的內容,即“性、健、壽、娛”。物質生活全面展開了,人們不再安于衣食住行,還普遍地追求情欲的滿足,健康的實現,壽命的延長和生活的娛樂化。因此,“四星”便應運而生,不僅浮出繁華的地表,而且進入燦爛的高空,這種現象是“好”還是“壞”?是“善”還是“惡”?不好作本質化即簡單化的判斷。不可否認,現代化確實帶來了生活的豐富,情感的多元,人性的快樂,視野的擴張,時間的增值。從總體上說,人類其實愈來愈熱愛生命、珍惜生命,希望多活一些年月以享受人生。然而,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歷史主義”的發展總是要付出“倫理主義”的代價。除了“倫理道德”代價之外,人文的其他部分,如文學、藝術、思想、教育等,也可能付出代價。馬克思早已揭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成比例的!瘪R克思說的顯然是真理。例如物質匱乏的古希臘,它卻產生《伊里亞特》與《奧德賽》這樣的史詩,而物質生活充分展開的現代希臘,卻產生不了像樣的文學藝術,更談不上劃時代的人文“思想”。這就是說,理想并不產生于世界的“浮華”時刻。相反,世界浮華之日,恰恰是人文要付出代價之時。

  “人文”的代價——人心

  說要付出“人文”的代價,從根本上說,是要付出“人”本身的代價。我們會發現,隨著“四星”成為時代中心和物質生活的全面拓展,人類生活中的“人文維度”削弱了,人的品性“頹敗”了。當下人類在物質主義的潮流中正在發生集體變質,即變成另一種生物——金錢動物。我曾用意象化的語言,說明地球正在發生重大傾斜,指的正是價值觀的傾斜。而傾斜的內容突出地表現為四個方面:

 。1)在物質與精神的天平上,向物質傾斜;

 。2)在資本與人本的天平上,向資本傾斜;

 。3)在物化與文化的天平上,向物化傾斜;

 。4)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傾斜。

  人正在變成消費體而消費一切,消費城市,消費鄉村,消費物質,消費機器,消費技術,消費自然,消費音樂,消費繪畫,消費古玩,消費電影,消費體育,消費時尚,消費傳統,甚至消費“神”(包括消費上帝與消費佛)。最后是消費人本身,有肉賣肉,有靈賣靈,有容貌賣容貌,有青春賣青春,有八卦賣八卦,有知識賣知識,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是交易。消費的潮流覆蓋一切,橫掃一切。個個都成為消費潮流中人。歐洲一些國家,產業(制造業)瀕臨瓦解,只剩下服務業、旅游業、交通業和高科技,工人階級幾乎消失,因為人人都是消費體,而非生產體!拔乃噺团d”之后的大約五百年里,地球上一切最先進的人文成果,包括最先進的音樂、繪畫、哲學、戲劇、小說、詩歌等等,都是歐洲提供的,現在,在消費大潮流的沖擊下卻開始經歷了一個“頹敗”時期。其經濟危機的背后,是一個更為深刻的思想危機與人文危機。中國雖有強大的古典人文傳統,但是在消費的潮流中,也在發生“偽形化”現象。東西方在共同的“四星高照”和消費狂熱的“大形勢”下,確實存在著一個“何處人文”的大問題。

  現代“人”變了,現代“人心”變了。

    “人文”存在于超越時代的個人心中

  面對“四星高照”及其相隨相生的“價值迷失”的現象,接下去的問題是,在此歷史語境中,人文價值包括人文理想是否還能實現?如何實現?這才是當代思想的真問題。

  我雖然描述了地球傾斜的諸多現象,但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對于“人文是否可能”的問題,我的答案是“可能的”。

  我的樂觀還是來自對“人”本身和天才的信賴,相信人類一部分變質,一部分并不變質;一部分成為潮流中人,一部分卻不是潮流中人;一部分神經被金錢所抓住,一部分并不被金錢所抓住?傊,有一部分人類,他們擁有超越的能力,擁有從時代的大潮流中跳出來的能力。他們無法改造時代,但可以認知時代,超越時代,并在時代中創造意義。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個案,一切取決于自己的清醒意識和大徹大悟!办`山”在內不在外,“人文”也是如此,一切可能都取決于自己。近年來,我醉心于《紅樓夢》,深悟到曹雪芹所處的時代乃是“文字獄”最猖獗的時代,他的歷史大環境與家庭小環境都極為惡劣,以致他寫作時不得不隱姓埋名,不僅要把“真事隱”,而且要把“真名隱”,然而,他卻超越這種環境的限制與困擾而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第一偉大經典。從這說開去,我們又可以想到但丁,想到達·芬奇,想到米開朗基羅等文藝復興的偉大先驅。在中世紀的黑暗中,但丁的《神曲》借助宗教的外殼,卻注入巨大的人文內容。米開朗基羅,他受雇于羅馬教皇,工作于梵蒂岡的西斯廷大教堂,但他卻在《創世紀》的大天頂畫中注入讓人振聾發聵的人文精神。原來,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理想就暗藏在“上帝創世”之處,人文的黎明就從中世紀的宗教黑暗中崛起。

  但丁、達·芬奇、米開朗基羅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們,用他們的天才杰作和靈魂經歷告訴我們:任何時候,文藝都是可能復興的;任何時候,“人文”都是有立足之地的。但復興并不是時代的賜予,而是個人的創造。換句話說,“復興”全靠一個一個的個人,一個一個的“個案”。他們還告訴我們:時代是可以超越的,人文創造總是超越時代的困境與超越時代條件(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精神條件等)的制約,而后才抵達前人所未至的巔峰。從這個意義上說,“何處人文”的大提問便可作出一種答案:人文不在“環境”的卵翼里,而在個體生命的奮斗中,也可以說,人文就在每個人的手上,每個人的腳下,每個人的心中;蛘哒f,就在人文主體不屈不撓的非凡工作中。

    “人文”建立在孩子的心靈原則中

  我到美國已經二十四年,對美國并不迷信,并不覺得它就是“理想國”。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即由華盛頓、杰弗遜等領袖人物和思想家所確立的美國早期的立國人文精神是好的。這些人文精神產生于美國的嬰兒時期,后來便成為美國的強大之源。研究過美國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他正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作者),在他的另一部經典著作《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一個重要論點。他認為,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其面貌都是被他的嬰兒時期所決定的。他說:

  一個人生到世上來,他的童年是在歡樂和玩耍中默默無聞地度過的,接著,他逐漸長大,開始進入成年;最后,世界的大門才敞開讓他進來,使他同成年人往來。到這時候,他才第一次被人注意研究,被人仔細觀察他在成年才冒出的惡習和德行的萌芽。

  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我認為這個看法是個極大的錯誤。應當追溯他的過去,應當考察他在母親懷抱中的嬰兒時期,應當觀察外界投在他還不明亮的心智鏡子上的初影,應當考慮他最初目擊的事物,應當聽一聽喚醒他啟動沉睡的思維能力的最初話語,最后,還應當看一看顯示他頑強性的最初奮斗。只有這樣,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見、習慣和激情的來源?梢哉f,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搖籃的襁褓之時。

  一個民族,也與此有些類似。每個民族都留有他們起源的痕跡。他們興起時期所處的有助于他們發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以后的一切。

  “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搖籃的襁褓之時,”這是托克維爾的論斷。魯迅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上海的兒童》一文中斷定:“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彼绱苏f:

  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牛馬”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這不是魯迅的偶感,而是魯迅一貫的、重大的思想。早在《孤獨者》的小說中,作者之“我”在與主人公魏連殳探討兒童問題時就特別感慨地講了一個自己經歷的故事:“我到你這里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持著一片蘆葉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一個還不太會走路的嬰兒,就已經有了殺氣。這種現象給了魯迅以極大的震撼。思想敏銳的魯迅,感覺到一個嬰兒持著一片蘆葉對人喊“殺”,是件大事,不是小事。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之“我”與主人公魏連殳都認定這是大事,只是爭辯這種孩子之“壞”,是“環境”所致,還是孩子本身的“根性”。盡管之間有爭論,但魯迅還是讓小說主人公講出這樣的話:“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蹦囊稽c呢?這就是相信孩子本身是天真的,是可以教育好的。筆者認定今天中國的人文教育可以希望,也正是基于對嬰兒的信賴。

  然而,面對當下世界的嬰兒教育,我又不能無憂慮。剛到美國時,我就和一位美國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說:中國產生過“二十四孝圖”,這是“殺子意識”,所以才有五四初期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朋友則批評美國說:如果說中國有“殺子意識”,那么,美國則是“殺父意識”,對待父母完全是實用主義,一老就覺得累贅,恨不得老人早點死。而對孩子雖愛卻太寵,任其稱王稱霸。我回答說:五四運動把“以長者為本位”的文化,改革為“以幼者為本位”的文化,本是好事。但當代中國,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幼者,結果也對幼者太寵,也任其稱王稱霸了。朋友說:中國孩子在家里當皇帝,太任性,在學校里又太乖巧。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老是記得這位朋友的“乖巧”一詞。覺得中國孩子三四十年中變化很大:六七十年代是“蠻”字當頭的“紅小兵”,有如魯迅筆下那個手持蘆葉喊“殺”的幼兒。這種蠻風,這種紅小兵紅衛兵作風,至今未滅。動不動就給人打棍子,戴帽子;動不動就給人上綱上線,施以“語言暴力”;動不動就進入“大批判”、“大揭發”、“挖老底”等慣性;動不動就指責人家為“漢奸”、“幫兇”、“走狗”、“五毛”、“鄉愿”。號稱“自由派”,卻一點也不寬容;號稱“基督”,卻一點也不慈悲;號稱“民族主義”,卻一點也沒有“儒者風度”。蠻蠻蠻,殺殺殺,其形式有所不同,其蠻氣與殺氣卻依然甚囂塵上!靶U”字未除,“巧”字又來,F在的孩子多半是“巧”字當頭,很小就學會世故和生存技巧的小精靈。近幾年我數次回國,每次聽到國內的親者談起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跟著家長去給老師“送禮”、“送紅包”,總是毛骨悚然。這不在于禮物的輕重和“紅包”的大小,而是這種行為語言會給孩子的心靈注入一種毒劑:生存,需要靠“技巧”,靠“后門”,靠“關系”。這就等于告訴孩子:人間并沒有“走正道才能成功”的最起碼的因果邏輯,一切都取決于“關系”。在這種行為的暗示之下,孩子們怎能誠實?怎能不世故,怎么不“人情練達”?怎能不走邪門歪道?前兩年我與澤厚兄談論教育時,他說,帶著孩子送禮送紅包,這是教育界中的大事,對此值得再大喊一聲“救救孩子”。我回應說,“蠻”字可怕,“巧”字更可怕!靶U”字當頭是“水滸中人”,“巧”字當頭則是“三國中人”!叭龂腥恕鄙朴跈嘈g、心術,善于裝、善于瞞和騙,深知愈“巧”成功率愈高,愈能裝愈能得勢。如果青少年從小就接受這種三國邏輯,那才真的是“人文喪盡”。澤厚兄在“四星高照,何處人文”一節中說:“不是人文沒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爆F在我可以回答了,應當呼吁孩子們不要去充當“水滸中人”與“三國中人”:不“蠻”、不“巧”、不裝、不偽、不瞞、不騙。人文就應該從孩子們建立最基本的心靈原則開始。從告別“蠻”和“巧”開始,也許,這才是尋找人文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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